1979年英国大救援：在英越南华裔难民忆37年前噩梦和重生

“不用诉离殇，痛饮从来别有肠”固然豪迈，却不是史实。37年前，很多像陈知居那样举家逃亡的越南华侨，此刻都和他们那消失在东南亚海域的船只一起，成了谜，成了20世纪人类逃难史的一个感叹号，成了很多未亡人心中一个永不愈合的裂口。 1975，越南北部的“越共（Viet Cong）”，在打败了越南南部的反共党和其后援美军，占领了西贡之后，便立誓消除南北对立，打倒一切资本主义残余，实现越南统一。为此，越共展开了一场针对异见人士的大迫害。在这场由越共，越南北方军（North Vietnamese Army），老挝左翼民族党（Pathet Lao），和柬埔寨红色高棉（Khmer Rouge）共同参与的大迫害中，成千上万的南越军官，西贡资本家，宗教人士，工会领导人，学者，知识分子，律师，艺术家等等，都被抓进了北越的“改造营（Reeducation Camps）”。直到1982年，仍有12万“异见分子”被监禁在改造营内。南北战争（1955-1975）已经夺去了3812万越南人的生命，其中1313万是平民（《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8），不满极左专政，也不堪再忍受迫害的越南平民们，只好成群结队地穿越茫茫大海逃离家园。这些难民被称为西方媒体称为“船民（Boat People）。自1975年到1996年，超过100万的越南难民沦为船民。（《船民》，Carina Hoang）。 1978年的一个夏夜，越南华侨陈知居慌忙收拾了几件衣服，带着一张黑白结婚照，和妻子张玉琼一起，抱着他们刚出生不久的大儿子，连夜逃离了他们在越南海防市的家。一家大小跳进一艘人满为患的轮船，开始了颠肺流离的逃难之旅。 作为在药物，肥料，外汇兑换等行业一度领先的越南华侨，代表着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所以固然也是越共迫害的对象。1978年中越关系中断之后，很多越南华侨被冠以“中国间谍”的罪名，财产被没收，生意被中断，基本的公民权和生活资源也被剥夺。这场排华运动又被称为“种族清除运动（Ethnic Cleansing）”。在这股强烈的排华形式下，近25万越南华侨迫切地申请“遣返”，他们中的一部分回去了，而另一部分却遭到了越共的阻拦；与此同时，我国为了激励越共改善少数民族政策，妥善地处理在越华侨问题，亦在1978年关闭了边境。直至1978年底，近10万名走投无路的越南华侨不得不跳下大海，到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寻求难民庇护。然而这些东南亚国家很快便关闭了难民通道，1979年初，泰国停止接收越南难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不再允许越南难民的船只靠岸。 逃亡之路是艰险的，将近50%至70%的船民葬身海底（《越南胡志明潮州义安会馆史料》，2012）。陈知居一家却没有死于海难，也没有落到泰国海盗以及东南亚各国边防武装部队的手里，反而奇迹般地到达了万里之外的英国，并成为英国公民。是什么？在这场濒死的棋局里改变了风向？ 35年后，陈知居夫妇在英国的家中接受了我的采访。他俩的家座落在一栋1950年代的政府福利房（Council House）里，家里陈设简朴，家具陈旧，却一尘不染；五樽摆设在祭祖灵位上的中国彩瓷佛像，也许算得上是唯一贵重之物。 夫妻俩在一张小餐桌上摆好了几只莲蓉月饼，端上茶水，热情地请我入座。生于1941年的张知居，经历了大风大浪，而今已年过七旬，眼角的笑纹，一条条叠起老实人惯有的憨厚；妻子张玉琼比他小十岁，文静白皙。和那个年代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俩是自由恋爱，那张逃难时冒死携带的黑白婚照，静静地摆在餐桌旁的书架上，万岁千山地见证了这段姻缘的至死不渝。 “1978年离开越南后，我们很幸运地搭上了经由福建海域到香港的轮船。当时那个形式真是紧张啊！”提起35年前的那场噩梦，陈知居感概万千：“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唯有香港，当年的英属殖民地，慷慨地向我们敞开了大门。” 英属殖民地下的香港，其难民问题属于外交问题，英国政府不得坐视无睹。在联合国难民组织（UNHCR）的号召下，仅1979年，香港就接收了74000名越南难民，其中包括不少像陈知居那样的越南华侨。 “到了香港之后，我们被安排在九龙湾观塘道50号的启德船民营，在一间狭小的铁皮屋内暂时安身。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才八个月大，为了给孩子赚奶粉钱，我每天就在难民区内四处找活干，什么零工都干，能赚一点是一点。就这样在潮湿闷热的铁皮屋里待了一年，那一年有苦有乐，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香港出生了。” 1979年7月，英国政府在日内瓦签署了“关于处理越南难民”的国际公约，其中包括“列香港为第一收容所”。只要到达第一收容所的难民，就可以申请第三国的庇护。于是英国，加拿大，美国等各国政府的难民署，便纷纷派特使，亲自到香港接收难民。负责陈知居案子的华人官员，在此政策的鼓舞下，帮他们一家填写了申请到英国庇护的表格，几个月后，他们的申请就通过了。

坐上了由英国政府为越南难民准备的专机，从香港飞往希思罗机场，夫妇俩抱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不敢相信那是现实还是梦境。“那可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啊！”在口述中，陈知居把“人道主义”这个词一连重复了好几遍，情绪激动，眼眶潮红。 “1979年寒冬，我们一家到达了希思罗机场。大巴司机，翻译，医务人员，各家慈善机构的义工们，早已冒着寒风在机场等候。我们被分配到了英格兰北安普敦郡Kettering难民营，住进了一栋带暖气的楼房里。我们一家人共一个单间，有席梦思和基本的生活用品。我们在那里住了三个月，熟悉环境，学英语。三个月后，我们被告知，给我们的安置房已经准备好了，在剑桥市！就是你看到这栋房子，我们搬进来之后，就没有离开过。三十多年了，在这里我们生下了第三个孩子，我的小女儿。记得她出生那天，我因为要在家带两个儿子，不能去医院，于是只好在家苦等。快到子夜的时候，突然听到敲门声，说起来像电影一样，连我自己都不相信，原来是我们这一区的警察，兴高采烈地赶来报喜，恭喜我添了一个千金，母女平安！英国政府和人民的恩情，我无以回报，便为女儿起名为‘玫瑰’，英国国花。” 夫妇俩在花园里种满了感恩的英国玫瑰，然而他俩也许不知道的是，在这场国际大救援的背后，是一场今天看起来，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意识形态斗争。 一份2009年发布的唐宁街报告透露（National Archives），当年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对难民所持的态度与今日的内政大臣Teresa May并无大异。Teresa May不久前在保守党大会上公然指出：“移民威胁英国社会融合。任何国家应该且承受的移民数量是有限的，英国再过一千年，也不会接受欧盟的移民政策！” 35年前，撒切尔也曾向英国民众发出同样的警告：“给这些越南难民安置房？我们就等着街头暴乱吧！”她又说：“如果这些难民来自罗得西亚，波兰或者匈牙利，我就不会如此坚决地反对了，因为他们看起来（比那些越南人／越南华侨）要更容易融入英国社会。”她甚至提议和澳大利亚政府合资，在印尼或菲律宾买一块空地，把越南难民赶到那里去。因担心这些难民会在空地上发展成一个“有竞争力的对手”，提议立刻遭到了李光耀的否决（2009.12.31《卫报》）。 撒切尔之所以后来极不情愿地同意接收1万越南难民及越南华侨，是因为当年的外交大臣Lord Carrington在香港亲眼目睹了难民们的悲惨困境，于心不忍；而当年的内政大臣William Whitlaw则提出，如果英国不接收这些难民的话，会影响英国在联合国的形象。此外，民意也起了强大的作用。 35年过去了，撒切尔的警告兑现了么？ 陈知居到达剑桥后的第一个月，便在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建筑公司内找到了工作，原本在越南便是建筑工程师的他，很快掌握了英文，并重新获得了用武之地。每个月，他按时交税交房租，1980年代的福利房租金大约为40英镑一周，多年来数次上涨，他亦未耽误过。他不但靠自己的劳动养育了三个孩子，孩子们还很争气地考上了大学，说地道的英语和广东话，成家立业，且目前全都是英国的纳税人。作为第二代移民，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非常英伦化，二儿子还娶了英国媳妇，生下了漂亮的混血儿。退休后的陈知居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却并不懒惰，曾每天坚持到Oxfam做义工，直到近年才留在家里，帮着孩子们照看孙儿。 说到自己并不大富大贵，陈知居一脸歉疚：“很多越南华侨难民来英后开了修甲馆或中餐厅，如今都非常富有，你若想找他们采访，我可以帮你介绍。”我安慰他，如果需要预测对方能否报以黄金，才俯身相救，就不是人道主义，而是风险投资，发难民财。 （原文发于《英中时报》http://www.ukchinese.com/News/2015-10-16/12352.html， 图片为历史资料图及受访人提供照片，转载请联系版权所有人《英中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