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娘炮之争”——多元文化气质的跨文化争议

2018年，“一带一路”倡议继续深入推进。在这条道路上，我们面临着尊重文化和政治多样性等诸多艰难命题。只有“自我”的表演而没有“他者”在场的所谓文化多元性，充其量只能是“文化中心主义”的另外一种令人忧虑的当代版本。透过他者来言说自我与通过自我来表述他者，媒体对此该有所作为。“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是全球化时代所需的智慧，只有尊重各文化圈的价值观,建立多元文化的主体间性，才能最大限度破除尴尬难堪的外交困境与文化迷思，才能穿过文化透视，抵达“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2018年6月14日，澳大利亚联邦公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部长艾伦•杜吉（Alan Tudge）宣布，谭保政府（the Turnbull Government）将考虑强制性要求所有新的永久居民移民达到基本英语语言要求。即谭保政府将考虑自行设计英语会话测试作为申请澳大利亚永久居留权的新英文测试。 关于澳大利亚政府在移民英文语言能力要求方面的改革，谭保政府早在2017年4月就有所动作，但当时的入籍改革法案未能通过。 此次谭保政府重提自行设计全新的英语会话测试，意在考虑重新起草入籍法，软化此前拟议的公民英语语言测试，同时也对新的永久居民申请者提出统一的英文语言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对语言测试的坚持与协调，从更深一层讲，体现了澳大利亚作为奉行多元文化政策的移民国家，对语言这一文化认同元素和语言同化的矛盾所做的协调。 近年来，英、法、德等西方国家因饱受种族隔离、社会分化的指责而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失败。有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主义社会政策只是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名义下处理族群冲突、促进族群融合的工具,所以当保持族群文化多样性和独立性出现了“差异合法化”和“飞地”意识的政策副作用之后，便遭到批评甚至抛弃。有观点称，西方国家移民融合政策有回归同化的趋势。因此，澳大利亚政府考虑采取新英文测试的提议也引发了广泛讨论。 也有声音认为，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政策没有实现民族融合和文化再造的功能，只停留在民族尊重和文化共存的阶段。 语言作为文化认同的符号，不论是强调保有各民族语言还是强调移民应接受英文语言技能测试，均为获得认同的力量。但语言同化并不能促进社会融合，而对于多元文化与社会分裂之间的矛盾，语言同化也并非解决之道。在尊重各民族文化共存的基础上，通过跨越多重语言的多重文化身份碰撞或其他文化因素，如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的跨文化沟通交流，实现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认同。从澳大利亚政府对英语语言测试的软化和协调上，我们可以看到跨文化融合的希望。 2018年6月14日至7月15日，由国际足联举办的第21届世界杯在俄罗斯举行。作为全球最大的体育赛事之一，世界杯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对话的空间。在世界杯赛场上，滚动的足球成为全世界共通的交流语言，具有跨国别、跨种族、跨信仰的特性，但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会因为体育文化的共通而马上消失，世界杯赛场也成为种族歧视与反歧视的“绿色战场”。 早在正式比赛之前,俄罗斯的种族歧视历史就备受西方诟病。世界杯正式开赛后，不同国家、民族背景的球员、球迷之间的文化冲突也频繁发生着。在阿根廷对战冰岛的比赛中，阿根廷足坛传奇马拉多纳因在打招呼时把眼睛拉向两边，被批评是在向几位韩国球迷做种族歧视动作（嘲笑亚裔五官扁平及眼睛偏小）。7月23日，著名球星厄齐尔（Mesut Ozil）突然宣布退出德国国家队。厄齐尔退队事件显示出德国目前存在的移民困境和民粹主义浪潮。 种族歧视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足球场上的毒瘤，尤其是在欧洲足坛。联邦足协曾为了避免对外籍球员特别是有色人种球员的歧视，打出“一个没有外国人的德国就像架没有黑键的钢琴”等大幅标语缓解矛盾。足球界对于种族歧视的惩罚虽然严厉，但此类冲突却屡禁不止。 来自世界各地的球队由于球员的身体条件、审美取向和文化背景等不同，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足球风格，这也正是绿茵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然而，种族的多元化却在绿茵场上发生了异变，变得更加隐蔽且具有迷惑性， 种族主义者排斥不同文化间沟通和交流的可能性，将绿茵场看作表现种族优越性和肤色的文化场所，以足球为中介传递他们的种族性和文化使命。这也使得一些优秀的球员因为自身的肤色、信仰或代表的文化不同，而遭到来自对手和球迷的种族主义攻击。在世界杯这一展示多元文化的全球舞台上，球队和球迷在展现本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不妨放下刻板成见，给予狂欢中的他者以欣赏和尊重。 2018年9月1日20点，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播出公益节目《开学第一课》。然而，节目开场的表演嘉宾“新F4”王鹤棣、官鸿等男明星却被观众诟病过于“娘炮”，会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不少网友在节目的宣传微博下进行抨击和指责。9月2日，央视在其自媒体平台就此事道歉，但舆论场上关于“娘炮”的争论仍在继续。 真正让“娘炮”走向舆论高峰的是新华网和《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参与。9月6日晚，新华网发布文章《“娘炮”之风当休矣》。《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随后也发布关于“娘炮”的评论文章，但这两家主流媒体不认同“娘炮”等带有贬损性的说法，并呼吁社会应尊重审美的多样性。在主流媒体正反两个“阵营”的对立之下，网民关于“娘炮”的争论也趋于白热化，使得这场关于男性气质的争论成为2018年中国性别文化最突出的呈现。 “娘炮”的说法源自2007年一部台湾电视剧《我要变成硬柿子》，之后经过影视作品、社交媒体等媒介传播，逐渐成为攻击那些在外表、行为等方面具备女性化特质的男性的贬损性词汇。从男性气质的理论角度来看，“娘炮”实则是对不符合支配型男性气质的男性的歧视和边缘化。 从舆论中网民对“娘炮”的态度来看，当下中国大众对多元男性气质的态度呈现多样性。有部分人认为应尊重和包容所有男性气质；同时也有部分人仅认同男性外在气质的多元化，但对内在依旧强调阳刚等支配型男性气质；此外还有一些人对男性外在的多元气质仅部分认同，不反对男性天生长相秀气，但反对男性化妆等。 回顾整场争议，“娘炮”之争源自流行文化中被极度商品化的“软男性气质”与主流文化中支配型男性气质的冲突之下，大众基于多元男性气质认知矛盾产生的焦虑。这一焦虑与中国社会当下的文化、教育、媒体等息息相关。男性气质建构于社会与文化实践之中，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中国社会文化图景日趋多元化，产生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性别气质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也渐趋频繁,如何处理好中国性别文化呈现中的跨文化争议是一个值得继续讨论的话题。 2018年9月2日，中国游客曾先生一家三口在瑞典遭遇粗暴对待、被警察扔在坟场一事持续发酵，引起网民强烈愤慨。9月21日晚，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栏目播出恶劣辱华节目，主持人罗恩达尔（Jesper Ronndahl）发表恶毒侮辱性言论。节目使用的中国地图，缺少台湾和西藏部分地区。随后，一个自称“瑞典官方频道”的账号还在中国某视频平台上上传了该节目中的辱华部分。瑞典电视台《瑞典新闻》栏目制作人扬言不会对此道歉，“中国人不懂什么是幽默，他们曲解了我们的意思”。 中国媒体对此事件予以强烈谴责，并提出强烈抗议，认为近年来欧美各国发生多起或明或暗的辱华事件，都充斥着极度的无知和满满的偏见。然而，这个节目把“辱华”推到了新高度。 针对瑞典电视台一而再、再而三的辱华行径，瑞典各大侨团代表共同签署联合声明，表达强烈抗议。在海外生活二十多年的旅法资深媒体人郑若麟表示，恶搞中国人一是会被部分人认为“政治正确”，二是不会付出什么代价。这里的“政治正确”是一个典型的西式概念，即符合大多数人的观念和意识。瑞典电视台如此肆无忌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恶搞犹太人在欧洲大多数国家都会受到法律制裁，恶搞非洲人、阿拉伯人则会遭到强烈抗议，但针对恶搞中国人并无相应的法律法规或社会影响。 辱华事件，归根结底原因在于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而这样的“幽默”背后的跨文化冲突表现出的并非只是文化差异，更多的是瑞典人对中国人的习惯性歧视。对于这场文化冲突，交往双方需要摒弃对他者的先验的价值判断，理解并接受差异性，在差异中理解自我的意义，在对话中建立互惠性理解。唯有如此，才能减少交流双方身份认同的割裂，使得理性交往和共识成为可能。 2018年9月29日，国庆节前夕，支付宝官方微博宣布，公司将从转发指定微博的用户中抽取一位“中国锦鲤”，送上超过130家全球品牌见面礼。10月7日，在国庆节的最后一天，ID名为“信小呆”的重庆女孩被抽中，成为 “中国锦鲤”,一举成为网红。11月6日，IG战队夺冠，王思聪借着热度又举行了抽奖活动。网友们纷纷希望自己成为中奖的“锦鲤”。如此，“转发锦鲤”成为一场大众狂欢的活动，开启了数字时代祈福文化的新风尚。 起初，网友们主要在微博转发一组真实的锦鲤图片，并在文字中附加自己的愿望,这样的微博便可称为“锦鲤祈福微博”，如果愿望成真了，就来“还愿”。后来，随着表情包日渐丰富，互联网锦鲤的队伍也壮大起来。如今，“人形锦鲤”在民间的认可度更高，年画中的锦鲤形象变为各种双手合十的现实人物。 锦鲤祈福也掀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有人觉得它是不劳而获的代表，背离了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也有人认为，网络祈福文化之所以吸引了众多的拥建，反映的是整个时代的焦虑，在快节奏的生活与繁杂的人际交往困境下对生活的美好寄托。 锦鲤祈福不只是现代的潮流，这样的习俗早在古代就已普及。中西方对鱼符号有其各自不同的定义，但都不约而同地赋予其美好的祝愿。传统的祈福文化即人类祈盼幸福、退避灾祸的信仰追求，是受原始思维诱发的心理现象和行为模式。它以有灵观和有神观为产生的前提，以声音、 图像、动作、自然物或人工物为祈福的中介，在其传承过程中始终具有明确的对象性和功利性。 而在数字时代，因为祈福对象的虚拟化呈现，神与人之间的距离被数字化的互联网空间磨平。祈福者以平等的视角进行祈福，祈福对象被拉下神坛，成为人人皆可制造的元素，消解了祈福的神秘感。此外，祈福文化也抛弃了日常的规约与限制，完全以祈福者自身为出发点进行。祈福作为传统仪式的意义已然消解。 由此，由锦鲤构成的祈福文化作为一种超自然力量的能指被网友不断制造与再造。传统意义上神圣的祈福图腾变成了如今虚拟世界中可以随意使用甚至戏谑的对象，祈福文化也从带有宗教性质的实体祈福仪式变为如今互联网世界的虚拟狂欢活动。大众在锦鲤祈福的活动中不仅完成了心愿的祈祷，更完成了群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2018年10月15日，持续4年的“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在美国波士顿联邦地方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引发了广泛关注，此案结果可能决定全美大学平权措施的命运。 该案备受争议是因为其触及了意在鼓励少数族群在就业及受教育上获得更多机会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法案中“种族配额”的方法是为了平衡不同族裔群体间的权利关系，保障各族裔群体的权益，但这种方法又使亚裔美国人遭遇了一定程度上的歧视，产生了负面效应，比如有学生在招生过程中假扮非裔等。因此，“种族配额”的方法是一把双刃剑，这也使得该案出现了两种声音。 中西方媒体对这两种声音均有报道，但纵观案件的整个过程，媒体对支持原告一方的声音报道得相对更多也更丰富。BBC报道指出，除了学术和课外活动等客观指标外，哈佛大学对申请人使用“个性评分”标准，原告认为，哈佛大学在这项主观分数下为亚裔打了低分，通过这个方式操纵了新生的族裔比例，侵犯了亚裔的公民权利。这一点成为原告方最有力的证据。 哈佛大学“种族配额”的方法的确有助于使白人、非裔和拉丁裔等不同族裔群体获得平等的权益，但是同时也损害了亚裔美国人的利益。不仅如此，这种保护和推崇还会让原本更符合条件的亚裔感觉自己受到歧视，从而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就“哈佛招生歧视亚裔案”而言，对《平权法案》和“种族配额”的方式既有支持的声音，也有反对的声音，这是由于不同的群体往往会朝着符合自身权益的方向解读相关的法律。所以我们需要反思多元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扎根理论与实践，才有可能找到实现平权与和谐社会的路径。 2018年11月3日晚，在韩国仁川举行的2018英雄联盟（League o£ Legends）全球总决赛（S8）中，王思聪投资的IG电子竞技俱乐部以3：0的比分战胜了强大的对手——欧洲老牌俱乐部FNC,夺得冠军，IG战队也由此创造了中国电竞的新历史。 IG夺冠引发全民狂欢的背后，是电竞文化乃至游戏文化作为青年亚文化与主流文化发生的碰撞与融合。作为青年亚文化的电竞文化, 在中国语境下的发展可谓是曲折不断。 1998年，暴雪娱乐公司出品的游戏《星际争霸》进入中国市场，开启了中国乃至全球的电子竞技时代。2003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将电子竞技设立为第99项体育项目，鼓舞大批游戏玩家走向职业道路。2004年4月，广电总局发文禁播电竞相关节目，主流语境对电子游戏的讨伐就此拉开。网络游戏的负面影响，被讨论最多的是“影响青少年学业与身体健康”。 但近些年，网络游戏的生存环境似乎有所改善。2011年，以王思聪的普思资本为代表的资本方重新进入电子竞技产业，大量电竞俱乐部成立。2014年，电竞选手开始进入体育新闻，重新回到主流视野。2015年国务院下文正式解除了长达14年的游戏机禁令。这一时期，主流媒体对游戏的报道又融入了这一时期的主流叙事中，认为网络游戏也能承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使命。青年亚文化的电竞游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碰撞逐渐消减，亚文化向主流文化逐步靠近。 2017年，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宣布，电子竞技将成为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表演项目之一，并在2022年杭州亚运会中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自此，“电竞是一份正经的工作，还有机会为国争光”“电竞正在成为‘全球化优先'竞技活动，要为社会发展带来更多正向价值”等正面宣传在主流媒体中逐渐增多，“电子竞技是正式体育竞赛项目”的观点也逐渐被人们接受。 IG夺冠后的“全民的狂欢”，可以被视为“青年亚文化的电竞游戏慢慢脱离小众群体，进入主流视野”的个案。事实上，上述报道中的各种话语都或明或暗地是资本的利益需求与国家的产业规划合流的呈现。在资本和政策的介入下，青年亚文化向主流文化靠拢，主流文化接纳青年亚文化,双方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需要付出各自的代价。 2018年11月18日，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俞敏洪在第六届学习力大会上发表了“在变革中教育领域的机遇与挑战”的主题演讲。会上俞敏洪表示，“如果所有的女生都说中国男人就是要他赚钱，至于说他良心好不好，我不管，那所有中国男人都会变成良心不好，但是赚钱很多的男人。这正是现在中国女生挑选男人的标准。所以，实际上一个国家到底好不好，我们常常说在女性，就是这个原因，现在中国是因为女性的堕落才导致整个国家的堕落”。 此言一出，立即在网上引起了网友的热议，关键词“俞敏洪”更是在两日内频繁登上微博热搜榜。各方对此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11月18日晚间，俞敏洪发表微博对此事做出回应。然而，他的解释并未让争议就此平复。针对俞敏洪有关女性的言论，全国妇联、北京市妇联等均发声予以批驳。11月20日，俞敏洪专程来到全国妇联机关，向广大女同胞作出道歉。21日，《中国妇女报》发文《让尊重关爱妇女儿童、促进男女平等成为全社会的风尚》，回应俞敏洪的公开道歉。此后,该事件告一段落，但争议仍未就此平复。 俞敏洪的言论引起了如此激烈的争议和反响，正是因为其戳中了传统父权与新女性主义对立的矛盾点。女性主义者们对俞敏洪的性别歧视言论充分地表达了不满的情绪，并借助网络平台活跃地发表言论、交流观点，这是女性有意识地争取话语权、要求打破男性主宰格局、彰显个人价值的体现。而俞敏洪在发言之后数次进行解释和道歉，也正是女性主义兴起的背景下舆论压力所致。 在本次事件中，受到挑战的传统男权主义者通过反驳、辱骂甚至将女权主义污名化的方式，极力反对和打压女性表达言论的自由。他们借由俞敏洪事件发泄对女性主义的不满，试图继续维持男权至上、父权主宰的传统的“公序良俗”，其目的是维护自身群体的既得利益。

意大利奢侈品牌杜嘉班纳（Dolce&Gabbana，缩写D&G）原定于2018年11月21日在上海举办品牌大秀，并为本次大秀用上了“杜嘉班纳爱中国（D&G Loves China）”的标签。然而，其广告宣传片却被指涉及辱华内容，其设计师随后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辱华言论，由此引发广泛争议。 杜嘉班纳于11月17号在Instagram和微博上先后发布主题为“起筷吃饭”的宣传片。有网友指出片中具有辱华成分。迫于舆论的压力，杜嘉班纳官方微博在24小时内撤下了该广告，但是在国外社交媒体上，杜嘉班纳的官方账号并未将该广告撤下。斯蒂芬诺•嘉班纳在和网友对话过程中，称不会下架视频，随后破口大骂，发表辱华言论，并称不怕被网友曝光。2018年11月21日，国内多名受邀参加杜嘉班纳品牌大秀的明星发声抵制，多名走秀模特纷纷表示罢演。随后，杜嘉班纳官方发布消息称，原定于2018年11月21日晚8时在上海世博中心举行的杜嘉班纳品牌大秀因故改期。 不尊重中国的筷子文化是该广告引起中国网民不满的主要原因。不过，在关于此事件热门微博的讨论区中，网民对杜嘉班纳这支广告是否具有辱华性质的讨论还存在一定的分歧。广告片本身反映出了杜嘉班纳对中国文化缺少尊重，疏于了解且充满偏见，但我们却不必将其上升到辱华高度。至于其设计师的回应，则一致被网民评论为具有辱华性质，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在此言论被网友曝光之后，斯蒂芬诺•嘉班纳在其个人社交网络账号上发出信息，称其账号被盗，辱华言论并非出于自己之口，这再次引发国内网民不满。其中原因可以从此次道歉的时机与内容以及中西方的道歉文化差异上得到一定的解释。 在道歉的时机上，杜嘉班纳是国内网民心中“迟来的策略性道歉”，因而较一个及时的道歉而言，被冒犯者感受到的道歉真诚度大大削减。从道歉内容来看，视频中两位品牌创始人的表现不够真诚；在此道歉视频共14句文本中，有两句使用了“否认”策略，他们都使用“如果我们犯了错误”这样的表达，这是对基本事实的模糊陈述，未提到此错误究竟是广告内容还是斯蒂芬诺•嘉班纳在社交平台上的辱华言论,将事件的发生掩盖在附加条件之下。 在跨文化交流中，跨国公司仅仅关注商业利益是短见之举，以平等姿态深入了解并尊重异国文化，才能获得更长远的发展。而文化冒犯者作出真诚及时的道歉，在缓解跨文化冲突中的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冒犯者要想修复关系损伤，一个真诚及时、契合被道歉方道歉文化的道歉必不可少。 本文系武汉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之一，中心自2006年以来，持续撰写跨文化传播研究进展述评、跨文化传播事件评析等文章。《2018年跨文化传播事件评析》一文由单波教授、肖珺教授指导，跨文化传播研究小组共同撰写。小组成员包括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级博士生周夏宇、2017级硕士生林祎婧及2018级硕士生黄志敏、胡文韬、谢茜、赵义凡、何品慧、许乐、孙诗雨、潘琛、余甜甜，由周夏宇统稿。 本次推送为内容摘编，如需查看或引用原文，请参考如下信息： 跨文化传播研究小组. 2018年跨文化传播事件评析[M].单波. 跨文化传播研究（第一辑）.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122-134.